申 超 杨沐琳 | 有差异的跨越——美国大学中两类跨学科组织运行的个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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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的跨越——美国大学中两类跨学科组织运行的个案比较
申　超　杨沐琳
作者简介：申超（1985-），男，山西潞城人，管理学博士、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研究生教育研究；杨沐琳，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硕士生；天津，300354。（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2期 P101-109）

摘要：主要以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群为学科基底组建跨学科组织，是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组织组建的常见方式。探究上述两类以不同学科基底组建的跨学科组织运行的异同对于深刻把握两类组织的基本特性，进而推动大学的组织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美国大学中上述两类跨学科组织的典型案例比较发现，其组织运行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在研究项目的来源上，主要依据多变的市场需求还是长期延续的社会问题；在研究团队的构建上，主要是“即时组建+原院系聘任”还是“长期存在+多院系联合聘任”；在人才培养上，主要采用“非学位项目”还是“学位项目”的形式；在研究成果转化上，主要是出售研究产品还是提供决策咨询与数据共享。这些差异在总体上似乎意味着前者相对更趋自由灵活，后者则更趋独立稳定。这种有差异的学科跨越根本上是因不同类型的学科文化间存在固有张力而致。建议我国大学分类优化跨学科组织运作的顶层设计，探索和培植具有包容性的跨学科组织文化，引导跨学科组织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内部跨越”向“超越自然、人文与社会科学藩篱的整体跨越”转变。  关键词：跨学科组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斯坦福大学生物学跨学科中心；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

“二战”后，由于诸如评估原子弹投放后的破坏力等综合性课题迫切需要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大量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组织在研究型大学中纷纷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新知识的产生。针对跨学科组织蓬勃发展的现实，国内外学者对其组织运行的特点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常常以分类的方式展开，如有的研究以组织的外在形式为分类依据，探讨实验室、课题组、研究中心等跨学科组织的运行特征，或以工作地点和研究人员的构成为标准去分析实体和虚体跨学科组织运行的结构特点，或据组织诞生的动因将跨学科组织分为外部驱动型和内部驱动型组织，亦或以跨越的区域范围为划分标准，分别阐释跨院系、跨校区、跨校际三种跨学科组织的运行特点。或许是由于组织运行涉及一个动态的过程，笔者发现，这类研究常以重在剖析细节的案例研究的方式展开，且案例对象常常涉及如下一些知名跨学科组织：斯坦福大学生物学跨学科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处理工程研究中心、剑桥大学超导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等。其中，前4个跨学科组织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群为基底组建的，后5个则主要是以社会科学群为基底组建的。

这一现象似乎暗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内的跨学科组织所实现的学科跨越，似乎往往是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群落内部各自实现的“小跨越”，而非彻底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藩篱实现的“大跨越”。目前，从不同学科基底的分类视角对跨学科组织运行所开展的研究较为鲜见。为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专门探讨分别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群为基底组建的跨学科组织在组织运行上是否存在某些差异、为何会呈现出这种差异？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讨论为什么成功的“小跨越”组织比较常见，而“大跨越”组织却比较鲜见？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廓清两类跨学科组织运行的基本特性，而且对我国大学如何更好地建立、改组与再造跨学科组织，推动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发展，为“双一流”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研究设计

受前人在跨学科组织运行研究方面的启发，笔者拟从组织运行的过程性视角（包括组织的项目来源、团队构建、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切入，采用双案例对比研究的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选取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学跨学科中心（简称Bio-X，Bio为Biology的缩写，X表示医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和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简称ISR）。

之所以选取Bio-X和ISR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第一，由于大学内的跨学科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背景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研究型大学内建立的跨学科组织则可能较难在一个框架下展开比较，而选择一国之内的跨学科组织则可在某种程度上规避这样的风险。第二，两个案例组织存在时间长，在全球范围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典型性。其中，Bio-X成立于1998年，现拥有45个最先进的实验室，吸引了斯坦福大学七大学院600多名教师参与生命科学各个层次的前沿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是自然科学领域跨学科组织的典范。而ISR成立于1949年，现每年以超过80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经费，支持来自包括心理学、商业、经济、公共卫生等20多个学科领域200多个科学家开展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全世界所称道，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横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组织。因此，本文将二者分别作为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群为基底组建的跨学科案例组织。第三，案例跨学科组织的有关资料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可获得性，通过查阅其官网公开发布的信息以及既有相关文献等，可以获取到与跨学科组织创建、运作和发展有关的信息。

在资料收集方面，笔者将散见在案例组织官网发布的相关信息以及二手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全面地整理，并将有关数字信息转换成了文本资料。在资料的分析方面，笔者主要采用归纳类比的方式，并根据归纳提炼出的不同维度进行具体比较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相关文献中不同的论者对同一问题可能往往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笔者尽可能通过多种资料之间的三角互证，以保证研究内容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二、跨学科组织运行的比较分析：

基于组织运行的过程视角

（一）Bio-X和ISR研究项目来源的比较

作为以独特的研究使命起家的跨学科组织来讲，研究项目的来源就是其生存的基本命脉。Bio-X和ISR都很重视从外部获取组织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但其侧重却有所不同。

1.Bio-X研究项目主要来源于多变的市场需求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大学中自然科学类跨学科组织的研究项目向实用性转变，这些组织开始倾向于为产业界提供服务。作为这类跨学科组织的典型代表，Bio-X即通过与企业合作，生发出新的研究项目，并依托企业将其研究成果转销至市场中。据不完全数据统计，Bio-X企业投资的研究项目个数，从2006年的4个增长至2018年的22个，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如图1所示）。在这一过程中，Bio-X与企业逐渐建立起了产学研的合作关系。为了更好地推动产学研融合，Bio-X还专门制订了企业投资方案（BioSTAR），该方案规定：企业在投资项目前，需先注册成为Bio-X加盟会员，在充分考察研究项目和确定投资后，企业才以赞助商的角色开展合作研究。这不仅“减少了组织之间合作的外部交易费用”，还使Bio-X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具有相机而动的灵活性。

2.ISR研究项目主要来源于长期延续的社会问题

与Bio-X不同的是，“ISR开展的社会问题研究多为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如表1所示，ISR开展的研究项目多是源于相对复杂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重大问题至今仍在研究。如“群体动态研究中心”承担的美国黑人研究项目，从1976年ISR创立至今，已经开展了44年，并且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仍在持续不断地更新数据。由于社会学科领域研究问题的完全解决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有时需要“在不同历史进程中探索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ISR所承接的项目实际上多是对长期延续的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Bio-X和ISR团队构建的比较

跨学科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整合来自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而知识的整合需要有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来完成。在这方面，Bio-X和ISR可谓毫无传统学术组织的“学科门户之见”，他们都很重视多学科研究人员的会聚与联合攻关。不过，两者在科研团队的生命周期以及团队的人事管理模式上却不尽相同。

1.Bio-X团队构建具有“即时组建+原院系聘任”的特征

在团队的组建及其存续方面，Bio-X可谓是召之即来、散之即去。当一个研究项目成立时，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结合自身兴趣，形成临时的研究团队，当项目结束或资助终止时，研究员即刻解散，继续从事其他研究项目或教学工作。具体来看，Bio-X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主要通过跨学科项目启动计划（Interdisciplinary Initiatives Program,下文简称IIP）实施。IIP是由Bio-X发起的一项早期资助计划，为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生物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提供种子基金，并且每两年评估一次。从2000年创立到2018年（第九轮），该计划已为212个跨学科项目提供了关键的早期资金。受到IIP资助的项目团队实际是斯坦福大学相关院系的教师因课题而临时聚集的。

在人事管理模式方面，Bio-X的项目团队由不同学院的教师根据研究兴趣自发集结而成，这些科研人员的“职务晋升等人事管理都在原来的院系进行”，我们暂且将其称作原院系聘任模式。他们在保留原院系工作和正常的职务晋升的同时，可以以兼职教师（Affliated Faculty）的身份参与Bio-X的跨学科研究。例如，保罗·约克（Paul Yock）是克拉克中心工作组的成员，但他首先是斯坦福大学玛莎·梅尔·韦兰德（Martha Meier Weiland）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只是在克拉克中心从事生物工程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工作。这一聘任模式有助于保障研究人员能够根据自身兴趣，灵活地选择研究项目。

2.ISR团队构建具有“长期存在+多院系联聘”的特征

在团队的组建及其存续方面，ISR科研团队则主要依托5个长期存在的研究中心稳步推进有关跨学科项目的研究。如表2所示，截止到2021年，ISR其下每个研究中心平均存在时长约64年，甚至远远超过了Bio-X的历史，足见其研究团队的稳定。

在人事管理模式方面，ISR对于科研人员的管理，则采取多院系（包括ISR与相关院系）联合聘任（Joint Appointment）的模式，聘任各方在聘用合同中可明确受聘教师在各自院系应履行的工作职责和享有的权利。如教师已拥有一个常规的教学或实践教学合同，同时又想加入ISR从事跨学科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单位即可对该教师进行联合聘任。这样，ISR实际上就以合同加身的方式确保了研究团队成员的相对稳定。此外，还有研究指出，ISR联合聘任制度的实施，避免了教师因受聘于多个单位导致的管理上的各种问题，消除了联聘教师对于聘任管理和职业发展的疑虑，为受聘教师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业绩管理与评价体系。

如上所述，Bio-X的科研人员以跨学科研究项目为纽带组织在一起，其采取的“即时组建+原院系聘任”的团队构建模式，进一步凸显了组织成员的灵活性。而ISR则采取“长期存在+多院系联合聘任”的团队构建模式，通过合同明确联聘教师的具体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其在受聘各方学术组织中的各项合法权益提供了便利，也就为其在ISR项目团队中长久、稳定地开展需要长时段追踪调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

（三）Bio-X和ISR人才培养的比较

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是促进跨学科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从Bio-X“利用跨学科创造新的生物系统知识，并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使命表述，还是ISR关于“通过开发和应用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培养下一代社会科学家”的使命表述中，我们均可看出他们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共同关注。尽管如此，二者在培养方式上却不尽相同。

1.Bio-X人才培养主要采取非学位项目的形式

Bio-X的人才培养不是通过传统的学位项目进行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Bio-X为全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提供跨学科生物科学前沿课程，每一门课程都渗透着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物理学、化学、工程科学的交叉融合。第二，Bio-X通过本科生暑期研究项目（Undergraduate Summer Research Program）鼓励和引导本科生进行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在其暑期项目中，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实习研究，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导师与研究团队，参与实验室研究，建立跨学科领域意识，最后通过论文海报展与各领域优秀专家探讨研究成果。第三，Bio-X有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资助一些博士研究生完成他们的项目研究。由此观之，Bio-X参与的人才培养似乎主要是以资助和吸引学生参与跨学科研究为特色的，这比正规的学位项目在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要更趋灵活性。

2.ISR人才培养主要采取学位项目的形式

与Bio-X不同的是，ISR采用的则是设计严谨的学位项目，并以此培养研究生。例如，其开设的调查方法学学位项目（Program in Survey Methodology）就是一项以专门培养社会科学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生为目标、并授予其学位的人才培养项目。相比于Bio-X，ISR的调查方法学学位项目更趋稳定和系统。首先，从项目报名来说，ISR的学位授予项目的准入条件较为严格，有些课程有先修条件的限制，可能需要获得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或者具备社会科学领域丰富的研究经验才可；其次，在培养过程方面，ISR项目中心的教师承担整个为期三年的教学任务，并且专注于培养社会科学领域的调查方法学家，因此课程内容详细涉及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最后，只有顺利通过学位论文、学分和研究报告考察的学员，才可以获得哲学博士或理学硕士的学位证书。由此可见，ISR的学位项目无论是从选拔条件到课程内容安排，还是从学业考核到学位证书颁发，都具有较为鲜明的系统性和稳定性。

（四）Bio-X和ISR成果转化的比较

Bio-X和ISR研发成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造福人类健康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十分重视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转化，但二者的转化方式有所不同：Bio-X的研究成果多是转化为产品出售，而ISR则是利用调查数据或方法技术等成果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

1.Bio-X研究成果主要以出售研究产品的形式转化

由于Bio-X所涉及的研究问题多为如何改善人类健康、预防未来疾病等世界范围内的热点问题，故其研究产品有着较为广泛的市场需求，加之斯坦福大学坐落在工业园区中的独特地理优势，无形中为Bio-X创造了更多与企业合作的契机，这意味着它可以较为便利地通过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将研究产品销售至市场。

2.ISR研究成果主要以提供决策咨询和数据共享的形式转化

与Bio-X不同的是，ISR更多地是通过提供决策咨询（充当智库）的方式实现其知识成果的转化的。具体来看，一方面，ISR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有关政策咨询建议，例如，支撑其早期运转的两个研究项目就是为了满足联邦政府的需要。另一方面，ISR也为企业决策提供咨询，例如，在组织领导模式调查研究中，ISR的项目负责小组结合企业组织的具体情况，为企业提升组织领导力提供建议。除此之外，为了扩大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影响力，ISR还致力于将研究数据共享。有数据显示，“ISR起初仅在21所大学之间分享数据，后来发展到与全球700多个成员和394个美国机构分享其研究的数据成果，未来还计划通过网络视频保存数据，并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数据共享服务”。这种数据共享至今仍在继续。

总体来说，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分别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群为学科基底组建的跨学科组织，如图2所示，Bio-X与ISR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项目争取、团队构建、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这几个维系组织运转的重要环节，只是在其执行策略上却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其中，Bio-X似乎相对更趋自由灵活，ISR则似乎更趋独立稳定。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Bio-X其实也有独立稳定的一面，如其拥有长期存在的光遗传学实验室和放射学实验室，而且也有长期探索的项目研究，而ISR亦有自由灵活的一面，如其也有像“美国老年人自营职业调查”这样不到一年的短期研究项目，并尊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实习单位。因此，这里对于两类组织运行特性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非绝对的意义。

三、两类组织运行差异的根本原因：

不同学科文化间存在张力

根本来看，上述两类跨学科组织的运行差异实际上是由于其所根植的学科文化间存在固有张力所导致的。英国学者斯诺指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文化，“一种是科学家的文化，一种是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结合这一观点，笔者根据王东芳提出的学科文化的两个维度（学科知识和学科知识生产）和四个核心要素（研究范式、行动理性、社会条件和工作方式）（见表3），对两类组织运作差异背后的学科文化张力展开详细分析。

由于研究对象存在本质差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文化差异可谓根深蒂固。首先，从研究范式来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当原有范式无法解决现有问题时，往往会在原有范式基础上灵活地进行范式调整；而社会科学的范式更新往往是学者B的结论超脱于学者A的已有研究，而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观点，各范式之间并不容易统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Bio-X作为自然科学类的跨学科组织，其研究项目常常可以比较灵活地设立和解散；而ISR作为社会科学类的跨学科组织，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时，或许是由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在有关研究事宜上较难形成共识，故一旦围绕课题形成一个联合攻关的项目组后，就稳定地依托其下设的某个研究中心来具体执行，以确保专家们基于研究项目形成的研究共识能稳定地传承。其次，从行动理性来看，Bio-X与企业开展的产学研合作似乎更具目的理性的传统，即“以功效规范为取向，与利益相联系”；而ISR共享研究数据的行为似乎更具价值理性的特点，即“看中行为本身、内在的价值，而不是其他的外在价值或目的”，持有一种“无利害心的价值态度”。所以，Bio-X可以据多变的企业和市场需求灵活调整自身的运作方式，而ISR却往往依凭其稳固的研究价值旨趣，保持了在项目运作和人才培养等各环节的相对稳定。其三，从知识生产的社会条件来看，Bio-X似乎更依赖实验室环境等物质性资源开展研究，而ISR则相对更依赖无形的智识。其四，一般来讲，典型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的工作方式上亦存在着“更倾向于合作研究还是个体探索”的类型分化。尽管跨学科组织（不论主要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内部实现的跨越）都较单一的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的工作方式上更依赖于合作，但是它们在合作的具体方式上仍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以自然科学为主的跨学科知识生产更强调合作的快速与紧密，而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跨学科知识生产更强调合作的长久与相对独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Bio-X的项目团队常常会非常灵活地组建与解散，而ISR的项目团队则往往依赖稳定建制的研究中心以确保其在合作中仍能保有一定的个体探索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以学科会聚为核心的大科学时代的到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其学科文化似乎也正在告别相对泾渭分明的历史格局，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通之处。首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均属于科学领域，其研究范式都具有工具性的特征。因此，Bio-X和ISR的项目研究均是以科学范式为工具或手段。其次，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跨学科组织研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虽然Bio-X和ISR的理性选择有相异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重视理性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其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范性正是理性的体现。其三，为了组织的生存和延续，Bio-X和ISR的跨学科研究都热衷于争取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或资源）。前者通过与市场主体合作（研发技术和转售产品）来保障资源供应，而后者主要通过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来获取资金支持，二者所遵从的生存逻辑是相近的。最后，在工作方式上，Bio-X和ISR亦都很重视跨学科团队的合作与构建，通过会聚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并整合其学术资源来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

需要坦率指出的是，作为两个分别主要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群为学科基底组建的跨学科组织的个案，Bio-X和ISR在项目争取、团队构建、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并不必然在同类组织的比较中都能看到。因此，我们并不排除在现实中两类跨学科组织在某些方面亦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趋同色彩。而且，由于本研究的两个个案都诞生和成长在美国高等教育的文化土壤中，因此，在别国的文化情境中，其所呈现出的差异化表现或亦未必全然如此。然而，考虑到美国高等教育及两个个案组织本身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具有的广泛影响力，这一比较的结果也很有可能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特别是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文化具有较强的地域普适性。因此，本文对于两类跨学科组织运行背后的根本原因的分析，或可能具有更强的推广性和解释力。当然，这并不排除诱发两类组织趋异或趋同还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存在。并且，由于“个案研究从来不承认用一种全体的方式就能完美地理解社会”，“借助个案进行的任何解释说到底都是一种盲人摸象，都是不同程度的‘以偏概全’，都只会是有限解释”，因此，本研究也承认自身可能存在的不完美。不过，本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提出一个所谓通则式的比较结果，并希冀它可以在所有符合上述类型的跨学科组织间进行推广，而更在于提出一种具有或然性的看法，供大家来思考和评论。

四、跨学科组织的未来与现实：

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跨学科组织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知识渗透、学科乃至门类的交叉，从而推动科学和知识走向整体化，但与此同时，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的认识仍是一个重要挑战。因此，尽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未来科学发展趋势似乎已依稀可辨，但我们并不能急切地寄望于两者间根深蒂固的学科文化差异的消弭，而是首先要正视因这种差异而带来的两类跨学科组织在运作方式上的显著差别。在笔者看来，因文化差异而深植的学科藩篱可能正是现实中“小跨越”组织常见、“大跨越”组织鲜见的深层原因。毕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类内部，其不同学科间的文化差异远比跨越了自然和社会科学大类而产生的学科文化差异要小得多，学者之间也较容易形成研究共识，反之，则困难重重。据此，结合我国大学运行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大学在跨学科组织的创建与重塑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分类优化跨学科组织运作的顶层设计

在进行跨学科组织运作的顶层设计时，我国大学应充分尊重不同类别的跨学科组织的基本特性。在组建以自然科学为主要依托的跨学科组织时，应尤其注重它的灵活性，如其项目来源和成果转化要关注多变的市场需求，人事制度要灵活等；而在组建以社会科学为主要依托的跨学科组织时，则要考虑它的相对稳定性，如在定位其主攻的社会问题时要考虑其可持续性，其研究人员的构成要保持相对稳定，还要注重通过提供决策咨询、数据共享等方式实现其研究成果的转化等。

（二）探索和培植具有包容性的跨学科组织文化

在跨学科组织运行的过程中，有关各方应努力探索和培植一种具有包容力的组织文化，营造一种“既承认和尊重不同学科文化的固有特点，又能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凝聚共识”的学术氛围，使跨学科组织真正成为会聚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开放性平台和新知识的孵化器，充分激发每一位研究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目前我国尚存泾渭分明的学科评估的背景下，我们还应积极探索跨学科研究成果的承认机制，不断提升跨学科组织对传统学科组织的学术影响力，进而为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事业铺平道路。

（三）引导跨学科组织由“小跨越”向“大跨越”转变

尽管如上文所言，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被视为成功的跨学科组织仍多为“小跨越”型的学术组织，但随着学科间的交叉融合逐步向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发展，很多世界性难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仅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内部实现。因此，为了占据未来知识创新的制高点，我国大学应及早布局，提前筹划，逐步引导“小跨越”型的学术组织向“大跨越”转变，为创建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有利于促进自然、人文与社会科学间整体交叉的“大跨越”型学术组织不断创造新的适宜的条件。

（参考文献略）

大学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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